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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强:拿来主义不是买办文化——五四精神百年回眸

 

伟大的五四运动过去已经百年了,到底什么是五四运动的真正遗产,什么是真正的五四精神依然众说纷纭。从推崇民主与科学,反帝反封建,砸烂“孔家店”强调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学习,再到近年来对传统文化再认识的反思,历史似乎画了一个圈,但这个圈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反动,而是一个螺旋向上、不断发展的循环路径。本次世纪轮回,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第一次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华民族再一次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无限接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

五四运动爆发以来的近百年,五四精神一直是指导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思想发展的重要武器和伟大旗帜,吸收世界上其他民族的优秀思想为我所用一直是中国近代以来实现民族复兴、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措施。我们一直努力践行着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拿来主义,但随之而来的买办文化和洋奴思想是实现我们民族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是中华文明复兴的死敌。

一、五四运动的缘起、发展及影响

近代以来,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民族面临3000年未见之变局,从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开始了对东方帝国无休止、贪得无厌的欺凌和掠夺,始终坚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统治阶层将这个沉重的负担层层加码后转嫁给劳苦的社会大众,竭力榨取着这个曾经强盛富庶国度的最后一滴血,即使改朝换代也没有彻底扭转这个悲惨的局面。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何时能够摆脱受剥削、受欺凌的苦难枷锁等问题困扰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一员的中国不仅无法享受战胜国的“待遇”,反而受到变本加厉的盘剥和欺凌,中华物力接近枯竭,诸位西方上国依然没有流露出任何“欢欣”之意,没有丝毫罢手的迹象,从北京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民愤怒了!

(一)五四运动发生前夕的中国社会概况

宋代以后一直到1840年,中国的人均GDP基本上保持在600元左右的水平,总人口在中国进入近代的时间节点上达到了4亿左右的峰值,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可说物产丰美,社会富庶。如此肥硕的帝国,难免招致外来的觊觎。康乾盛世之后不久,携带大量鸦片的大英帝国商人就纷至沓来,他们带来的是积贫积弱的“福寿膏”,带走的是大清帝国的法定货币——白银,在造成重大破坏性后果的同时,严重违反了当时的国家法度,扰乱国家的经济秩序。面对主权范围内的一次正常、正当的禁烟执法行为,大英帝国选择了战争,结果是邪恶战胜了正义,野蛮践踏了文明,战败的大清委曲求全,割地赔款、开放口岸、五口通商。自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时期。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依仗坚船利炮持续不断地侵略和掠夺中国,激化中国内部的社会矛盾,使中国纷争迭起,战乱不止,回光返照似的洋务运动、百日维新也没有挽救大清帝国衰亡的趋势。1894年,因东邻的蕞尔小国日本入侵中华属国朝鲜而引起的甲午战争及战败后的巨额赔款,让颜面扫地的大清帝国彻底失去了翻身的本钱。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加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继续通过控制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渠道等方式大肆进行商品倾销的基础上,通过对政府借款、工矿业和铁路投资、开办银行控制金融中枢等方式逐步扩大了对华资本输出。中国的传统自然经济开始分解,大批手工业者破产,近代经济开始艰难兴起。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步分化为与外国人密切配合的买办阶层和以实业救国为目标的民族资产阶级,他们之间既存在生意上的合作,也存在利益上的竞争,还存在价值观、指导思想、处事方式上的根本分歧。

这个时期,西方列强由于内部矛盾的激化,逐步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他们对华经济侵略的方式从商品倾销方式为主,扩展到了商品倾销、产业操控、金融掠夺等多种方式。除了少数为虎作伥的买办和官僚资产阶级之外,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传统手工业者、城市贫民以及乡绅、地主和农民都深受其苦,苦难的差别只有程度的大小和是否具有将伤害转嫁他人的能力。

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遭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轮番压榨,处境困难,大量的民众在生死边缘挣扎。同时,科举制度的废除给予传统知识阶层致命的打击,他们的政治影响急剧下降,经济状况明显恶化,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思想上处于困顿、迷茫之中。

此时此刻,世界上所有关注中国的人都会意识到,这个古老、神秘的国度面临生死的抉择。是继续沉沦下去,等待被列强肢解、瓜分殆尽,做人家的二等公民、亡国奴;还是救亡图强,挽狂澜于即倒,努力实现民族的复兴?这是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所必须面对的现实选择。既然改朝换代都无法解决现实的生存问题,众多的有识之士从思想深处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的、没有任何预设前提的探索。

(二)五四前夕的思想争鸣

民国初年的中国,无非是两种思潮。一种是倡导复古解放的中国式文艺复兴之路,向古人寻求强国之策,但“整理国故”与“托古改制”和“孔教救国”难免是南辕北辙。另一种是倡导民主、科学救国之路的启蒙运动,向外部世界找寻强国之路,但拿来主义与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基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两种思潮既有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一面,也有交织在一起、相互融合的一面,各种人物往往无法准确划分为某个阵营。以陈独秀举办《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领导作用。

1915915日,《新青年》杂志创刊,早期,陈独秀邀请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陶孟和、沈伊默、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参与编辑或创作,并提出了追求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的共同理想,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激烈的批判,针对袁世凯、康有为、张勋等老派政治人物神化孔子,推崇孔教的政治主张,提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指出了已经腐朽没落的传统礼教所谓的“仁义道德”的虚伪性,揭露了已经腐朽没落的传统道德的“吃人”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运动中交从过密、可以协调行动的新青年同人们的政治立场并不尽相同,陈独秀、李大钊所倡导的美高梅集团网站与胡适所推崇的杜威和实验主义(实用主义)绝少共识却可以并行不悖,钱玄同、刘半农唱的双簧,胡适反而很是反感,鲁迅兄弟、陶孟和等的政治主张也是各行其是、独树一帜,但他们为了共造共和、救治中国,以更新民族文化,塑造新的国民性格为己任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新文化启蒙活动。

在此期间,陈独秀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作为《新青年》的发起人,新文化运动的其他旗手都是在陈独秀直接或间接邀请之下加盟的,特别是鲁迅与胡适正是通过《新青年》这个舞台才为外界所知,找到了更大的施展空间。陈独秀成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蔡元培、陈独秀等人将衙门之风浓厚、纨绔子弟横行的旧式京师大学堂,通过延揽各界精英,教授办学等方式改造成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真正的现代化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块主阵地。

当然,北大之中除了新文化运动的干将、新秀之外,旧式学者、老派学生也不在少数。傅斯年等人的新潮社固然红红火火,刘师培、黄侃亲自出马的国故社,段锡朋、许德珩、高君宇、张国焘、邓中夏参与,邵飘萍、李大钊指导的国民社也颇有人缘。这些队伍远没有后人附会的那般阵线分明、壁垒森严,老先生们都是谦谦君子,学生们偶有唇舌相击,无伤大雅,黄侃的得意门生傅斯年改换门庭站到胡适的旗下也没有人以此为意,蔡元培执掌的北大一直是所有爱好学术研究者的圣地。

尽管当时的中国社会依然保守陈腐,但对于呼啸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却只有林纾等几位老先生唱了几句反调,还不等旁观者过瘾就打了退堂鼓,远没有后来历次思想碰撞的针锋相对、刀刀见血之惨状。这体现了国家身处危局、变局之中各界对各种思潮的大度包容之心,也有些许麻木不仁、见怪不怪之意。另外,新青年诸位同人也没有将传统文化一棍子打死的意思,他们反对的是孔教,是宗教化或神化的孔圣人,对孔子本人及其学说依然持尊重的态度。他们注重挖掘传统社会中非主流思想,如墨子等的学说的现实意义,重新评估其长期被低估的价值,特别是对原本上不了台面的所谓下层文化更是青睐有加,大力推行白话文,这也拉近了他们与社会大众的距离,提高了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力。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大量的西方文化、思想、学术观点被介绍到中国来。深得杜威实用主义要旨的胡适将杜威的哲学思想冠以“实验主义”的名目大力阐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李大钊、陈独秀等初步具备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大力传播美高梅集团网站,将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劳动价值学说等美高梅集团网站基本原理介绍到中国,同唯心主义、改良主义、实验主义从思想上开展了问题与主义之争,并借此形成了革命派和改良派两大阵营。另外,罗素的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托尔斯泰、巴枯宁、克鲁泡特金、蒲鲁东等的无政府主义,叔本华的唯意识论和悲观主义,柏格森的生命哲学,杜里舒的生机主义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在中国都有一定程度的传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支持。

总之,新文化运动尽管没有完全达到启蒙的目标,但实现了唤起大众的历史性任务,讨论政治、研究学术不再是庙堂高坐者的专利,使人们逐步认识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现实意义,提高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可以说,中华睡狮已醒,民心可堪大用。

(三)五四运动的缘起

191811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参加协约国阵营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为此,举国欢庆,国人视欧战的胜利为公理战胜强权之象征,欣慰与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们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818日在国会演讲时提出的解决战争善后问题的十四点意见,以为中国可以借此摆脱被列强欺凌、主权沦丧的局面。但在随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面对日本执意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无理要求,西方列强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不顾国际道义与公理,背信弃义,转而支持日本的严重侵害中国主权的无理主张。

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据理力争、全力交涉的经过,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陆续传回国内,引起了国内舆论的极大关注,社会各界纷纷向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表示支持之意。19193月中旬,北京政府公布了中日之间关于山东问题的条约、协定、换文等,引发社会各界对政府内部亲日派的强烈批评。416日在上海,420日在济南都为此举行了国民大会,均发出了措辞严厉的声明要求惩办汉奸。亲赴巴黎和会现场的梁启超等充分利用其官方和民间双重身份并通过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了广泛的舆论宣传。5月初,巴黎和会外交交涉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53日,群情激愤的北京各界分别举行了各种各样的集会进行声讨,具有一定官方背景的国民外交协会决定57日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山东问题的应对办法。

北京各高校,特别是北大的学生们一直关注着巴黎和会的消息。52日北大学生们从蔡元培处得到巴黎和会交涉失败的消息后,53日开始纷纷行动起来,联合各高校决定54日举行游行示威,并推举了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许德珩等20名委员组成干事会负责召集事宜,向来不睦的新潮社和国民社这一次团结起来了。

(四)五四运动的发展

191954日下午,北京十几所学校的数千名学生齐聚天安门,伟大的五四运动开始了。

当天,学生们在天安门进行了短暂的集会后,向东交民巷进发,接连走了几家大使馆都没有见到一个大使,反而行动受阻,于是改道向赵家楼的曹汝霖家进发并冲进了曹家,混乱中火起,随后赶到的军警捉了32名学生。在蔡元培等的大力营救下,被捕的学生于56日被释放,但57日的国民大会则几乎没有开成。随后几天,蔡元培、傅增湘相继去职,学生们对政府更加失望了,加大了行动的力度。519日北京26所中等以上学校开始了总罢课,学生们同当局的矛盾日趋激化,63日北京政府开始大规模抓捕学生,五四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为了声援北京学生,65日从上海开始,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的风潮开始向全国蔓延。五四运动的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了上海,运动的主体从学生变为工人,三罢行动使北京政府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终于被免职。628日,政府拒签了对德和约,五四运动取得初步的胜利。

(五)五四运动的意义

五四运动是一次群众自发的爱国运动,面对帝国主义的蔑视、欺骗和侵凌,各个阶层的中国人团结起来,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发出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怒吼,彰显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主权意识,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在这次运动中,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教育具有开创之功,可以说没有新文化思潮预先的思想发动,就没有后来社会各界团结一致的爱国斗争行为;青年学生发挥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学生们坚决果断的斗争行为鼓舞了社会各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投降卖国主义,反对腐朽落后势力的斗志,激发了他们的参与热忱;工人阶级第一次展现了自身强大的力量,对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自身的爱国热忱,展现了自身的力量,但在运动中也表现出明显的妥协性和软弱性,事实进一步证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无力也无心单独领导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官僚阶层在运动中则产生了明显的分化,既有维护国家主权,同情支持各界爱国行动的正义之举,也有与外部势力沆瀣一气、暗下毒手的败类;买办阶层则是这次运动的公敌,呈现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势,但由于帝国主义和官僚阶层的掩护和保护,他们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既有大量的漏网之鱼毫发无伤,也难免有误伤的无辜。

在这次运动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工人阶级强大的力量,更加坚定了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信念,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担负起了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

可以说,五四运动是警世钟,唤醒了沉睡的古国,唤起了万千民众的爱国热忱;五四运动是照妖镜,让中国人民认清了帝国主义贪婪残暴、亡我之心不死的真实面目,认清了买办汉奸卖国求荣、色厉内荏的真实嘴脸;五四运动是宣言书,坚决回击了鸦片战争以来外界对中国的种种轻视和偏见,向世界展现了青年中国的凌云壮志和无畏精神;五四运动是凝聚剂,将士农工商社会各界团结在民族救亡的大旗下,重塑了中华儿女不畏强权、坚持公义的民族精神;五四运动是集结号,一扫鸦片战争以来任人欺凌的阴霾,为民族危难之际抵抗外侮聚集起坚强有力的队伍;五四运动是里程碑,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进程,是实现近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

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买办阶层及其文化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人从天朝上邦、老大帝国的优势心理定位,到被外界侮辱为“东亚病夫”“劣等民族”,反差不可谓不大,可以说是有历史以来前所未有。无数国人无数次痛心地追问,为什么走到如此地步?不同的群体,不同的时间,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回答,不同的回答意味着各自选择的不同方向、目标及道路,预示着不同的结局。新文化运动以后,共产主义大行其道,越来越多的人向往走俄国人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盛中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实际坚持用美高梅集团网站理论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有信心。回顾百余年中国的艰苦、曲折发展历程,如何正确认识自身情况,如何正确认识外来文化,如何正确认识传统文化是最为关键的问题。

(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思想演变脉络

以魏源的《海国图志》为标志,西方列强的侵略催生了中国的近代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对落后沉睡的老大帝国具有警醒之功,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后来的洋务派、维新派等的认知和行为,求教西学、变法图强的思想逐步得到了接受,可惜其对日本明治维新思潮的影响反而大于国内,循迹思源让人扼腕叹息。

洪秀全等人则以西方的宗教为招牌,利用中国贫困农民渴望和平、平等的朴素理想,掀起农民起义,后经洪仁轩的理论改造,形成了以《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为代表的空想社会政治纲领,但由于先天的缺陷、内部的权力斗争及腐败、传统士绅阶层的强烈反抗等,在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的联手打击下失败了,国家的经济实力被进一步掏空了,国家的治理能力进一步下降了,但值此风云际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得以一展身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等思想者、先行者得以崭露头角,稳定了上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已经被搅得难以为继了,这为近代中国社会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内忧外患之下,兴起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潮。以奕?为代表的满清贵族作为洋务运动的首脑既是开创中国外交、近代工业、近代教育的功臣,也是对外丧权辱国的罪人,不同程度上更是西方列强掠夺中国的帮凶,可以说他们是近代洋奴思想的鼻祖,买办阶层的后台老板;以军事起家的曾国藩等洋务官僚军阀们主张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创办了现代的军事工业,构建了近代的军队体系,更重要的是他们选拔、培养了大量的以湖湘子弟为代表的才俊之士,对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复杂的影响;郭嵩焘、薛福成等接受西方思想的所谓新派官僚则主张发展民族经济,引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先声;王韬等洋务思想家则接受了西方的民本思想,着力推动君主立宪制政治体制改革,期望以转变治理结构的方式实现强国之道。可惜的是西方列强不给他们学习模仿乃至超越的机会,唆使并暗中支持日本侵略者发动突然袭击,以至于甲午一败彻底断送了洋务运动的发展进程。

以著名的“公车上书”为标志,维新派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与相对杂乱的洋务思潮不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变法维新思想体系,主张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思想、伦理道德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充满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但由于改革措施过于急躁、冒进,并严重侵犯了官僚守旧势力的既得利益,百日即告失败。尽管后来,许多维新政策主张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落实,但守旧势力的倒行逆施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对清政权失去信心,自此改革维新之路被彻底堵死,君主立宪制度也失去了市场,改朝换代的革命在所难免。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提倡三民主义的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了迅速的传播。尽管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也得到了一定的支持,但由于其自身理论的缺陷和内部的纷争使其无力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理论争夺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能依附于袁世凯等旧式官僚或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这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乱象层出、纷争迭起,无法形成社会各界共造共和的良好氛围,使中国在付出了改朝换代巨大成本之后,依然无法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预定目标,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在某些领域存在不断恶化的趋势。

(二)买办阶层的发展脉络

近代中国惨遭列强欺凌的悲惨遭遇,越来越恶化的经济社会现状,让传统文化长期浸润下的民众将仇恨的目标放在了列强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身上。由于一般民众对于远而强大的列强常常无可奈何,社会公敌只能集中在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买办身上。

尽管买办这个名词出现的比较早,但鸦片战争以前的买办,不管是采办人员还是招待外国商人的行商和办事人员都与现代意义上买办的概念有明显区别。一般意义上的买办是为西方列强侵略、掠夺中国提供帮助,为外国资本家的经济侵略活动服务,并为外国势力所直接豢养或控制的中国商人。诸如为西方列强及其商人提供中国情报的线人,为官僚、军阀借外债、卖资源、买物资的经手人,在西方列强与中国政府及实权政客之间牵线搭桥、提供帮助的中间人,为西方列强侵略活动歌功颂德的文化人,推崇洋奴思想、贩卖买办文化的掮客等与西方列强在华侵略、掠夺活动相关的个人都被认为是买办阶层的一员。

买办阶层随着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持续不断的对华侵略、掠夺逐步发展起来。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通过战争和讹诈,征服了清政府,强迫订立了多项不平等条约,取得了许多特权,但由于中外社会从制度体制到风俗习惯差距太大,外国人无法直接从中获取高额经济利益,只能依靠熟悉当地情况,愿意同西方列强合作的中国人共同经营相关事宜。在此期间,基于共同的利益,买办阶层受到西方列强的大力扶持,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人员不断扩充,涉及的领域不断拓展,攫取了大量的财富,建立自己的组织,并与官僚阶层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盟,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相互融合,形成了可以左右中国政治进程的强大社会集团。社会转型时期,资本是充满罪恶的,但比私有资本更加罪恶的是官僚资本,比官僚资本更加罪恶的是买办资本,买办资本外靠洋人撑腰,内有官僚保驾,从头到脚都沾满了从中国贫苦人民身上榨取的“鲜血”。

买办阶层的出现使中国经济牢固地成为西方列强的附庸,极大地加重了中国人民本来就十分沉重的负担,进一步加快了传统社会的瓦解。买办阶层是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重要参与者,是中国进一步拉大与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差距,人均收入不断下降的主要推手。与此同时,他们通过积累的巨额财富,进行了大量的投资活动,购买了大批西方机器设备,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相对熟悉西方经济发展运作模式的有利条件,引入了西方的经营管理理念、制度和管理手段,客观上对中国近代工业、商业、金融业、交通运输、房地产等行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部分买办与民族资产阶级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交集。

尽管买办阶层为西方列强侵略、掠夺中国付出了极大的成本,做出了无法替代的“贡献”,但他们并没有得到西方列强及其商人的尊重,他们之间不是平等的合作、协作关系,而是类似主人和奴才、豢养者与被豢养者之间的从属和附庸关系,加之近代以来西方盛行的种族主义观念,有时连表面上的礼貌对待也得不到。因此,买办阶层不可等量齐观,他们中既有坚决效忠外国主子,积极出卖民族利益,毫无民族气节者;还有残酷盘剥民族实业、手工业者和贫苦农民,几欲榨干中国人最后一滴血的毫无人性之徒;更有极端仇视民族文化,以身为中国人为耻,急于改祖换宗的自甘洋奴之辈;当然,也有尚存民族大义,苦求强国富民之策的心存正义之士。买办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往往对自己的买办经历引以为耻,容闳回顾买办经历中所遭受的屈辱,自认为买办不过是奴隶首领而已;买办出身的近代启蒙思想家郑观应出于拳拳爱国之心而作《盛世危言》,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影响颇深;即使是盛宣怀这样首鼠两端,几边通吃的复杂人物也不能被当成典型的买办人士来看待。

与买办阶层同时代的爱国先贤,往往对他们深恶痛绝,当时,买办在一定程度上与汉奸同义。后人虽基本赞同前人的判断,即买办阶层整体上对中国社会起破坏性作用,是西方列强、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帮凶和工具,是近代中国自然经济瓦解,大量百姓收入下降,生活难以为继甚至流离失所的重要原因,但也不能否认买办阶层对建立近代中国经济体系所起到的显著作用,更不能否认买办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对近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只有正确区分买办阶层中的先进分子、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具有买办经历的实业家与买办阶层中帝国主义的死忠分子、反动官僚集团的支持者、反对中华民族的异己分子、反对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才可以厘清近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脉络,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

(三)买办文化对近代中国发展的影响

近代中国对于外来文化主要有以下几种态度。一是坚决排斥,认为中国当时的问题源于背离了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提倡回归正宗的儒家传统文化,甚至提出确定孔教为国家信仰,可以称之为托古复兴;二是推崇传统文化中如法家、墨家等非主流文化的优秀成分,重视被统治阶级的下层文化,以此重塑中华文化精神,可称之为传统再造;三是无论是对待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要加以仔细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加以运用,可以称之为拿来主义;四是对新旧文化,不管是中国传统还是外来文化都兼容并存,根据自身的利益合则用之,不合则弃之,可以称之为买办文化;五是全面抛弃传统文化,主张全面西化,可以称之为洋化思想。近代以来,在官僚统治集团、外部势力、传统势力、官僚资产阶级、买办阶层、民族资产阶级、新旧知识分子、工人阶级等利益集团或社会团体的共同作用下,以上五种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实践,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等社会变革运动,除了五四运动取得了部分胜利之外,其他的都失败了。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势力的一次难得的大团结,政治立场不同的各个群体为了拯救处于危亡之际的国家而采取了或不约而同或默契协调或守望相助的行动,形成了拿来主义的主流文化思想,从而开启了民族复兴的艰难历程。之所以如此艰难,买办文化的干扰、破坏难辞其咎。如五四期间,把控上海总商会的买办商人朱葆三、沈联芳等盗用总商会的名义通电反对上海人民三罢斗争,公然提出“山东事件对日直接交涉”等媚日主张,站在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但至今仍有人为其辩护洗地,可见买办文化毒害之深。其后,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没有买办文化的鼓噪未必一定此时此地发生,没有买办阶层的全方位支持未必成功得手。五四过去多年之后,受买办文化毒害而不自知的曹汝霖倍感委屈地承认自己亲日,否认媚日,殊不知两国敌对之时,亲近敌人就是汉奸,国人的愤怒不能说完全没有偏颇之处,但在这件事上绝没有冤枉好人。

五四运动最直接的收获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认清了拿来主义与买办文化的根本区别。不管是对待外来思想还是对待传统文化,拿来主义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博采人类社会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买办文化则是取其糟粕甘之若饴,对外来思想和传统文化采取庸俗的实用主义的观点,一切以个人主义、小团体利益为重,惟帝国主义号令是从,遇弱则欺,遇强则软。拿来主义原则让中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作为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内容反动但外表带有一定欺骗性的买办文化一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危险的敌人,其危险性不在于其破坏性的大小,而在于其外表的欺骗性让某些对共产主义思想和传统优秀文化一知半解者无所适从,坠入买办文化的彀中而不自知,混淆了人民群众对正确理论思想的认识,降低了人民群众实践的成效。

可以说,如果没有买办文化的干扰、破坏,中国革命的历程也许会明显缩短,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许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但值得庆幸的是买办文化从来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否则中国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未必取得最终的胜利,也许还要付出更加惨烈的代价,对比中国的邻国印度,占据主导地位的买办文化一直是阻碍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致命顽疾。五四时期,北京高师学生冯克书在家书中就认为“今之亡国,与古不同……今者国家若亡,非灭种不止”说出广大爱国学生的心声,正是这份忧国忧民的拳拳爱国之心,构成了我们民族复兴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结语

五四运动的最大成果是唤起了沉睡的民众,培养了大批有思想、有道德、有文化、富有牺牲精神的革命志士和学术精英,为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中国政治势力培养了基本的干部队伍,特别是从苏联引进了马列主义理论,产生了美高梅集团网站政党——中国共产党,并由其担负起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任,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战胜了代表资产阶级的中国国民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可以说,帝国主义者是中国人民最好的老师,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中国的民众逐步清醒起来,认清了世界大势,认清了国家的希望在于每个人都行动起来,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也可以说,被认清真面目的买办文化及其载体们也是中国人民的老师,让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高民族自信心,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增加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来源:《美高梅集团网站文化研究》2019年第2

编辑:静穆

 

发布时间:2020-05-16 2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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